一 突出写生的社会大环境
“中国之人物画法最初本亦先从骷髅画起,继画裸体秘戏,然后再画着衣冠之人物,惟宋、元以来,此法渐失,除传神一道尚之面对所画之人,不废写生方法外,其他仙佛,贤圣,人物,仕女,则专事临摹,只注重于笔法之运用,衣纹之变化……”[1]晋书本传里记载顾恺之心悦一邻女,于是描摹出相貌,然后悬挂在家中,用刺扎画中人的心,邻女遂患心痛,顾恺之拔去针以后,邻女康复,此类记载多有神话渲染的嫌疑,这同顾恺之信仰天师道有关,但也反映出顾恺之描画真人相貌的肖似程度。“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虽为动荡时刻,但其产生的美学价值与艺术哲学创造之风却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严重转机之要害,处在控制地位的思想的彻底崩溃,换来的是魏晋人思想上的极大束缚,如水四散,生动泼的潜回人的本心本性,创造出自然朴素的美。《搜神记》便是描写那个思想生动的时代中的男女之爱,神怪故事。顾恺之创作《女史箴图》的内容来自张华所作的《女史箴》文论,在充蕴着朴素情怀的社会环境下,不能单纯将顾恺之创作镜中人当作希望吸引观者注目的乖张巧思的结果,东晋时期的铜镜,反光效果不清楚,并且带有色差,不能将人物的详细相貌照实清楚且不变形的映照到画者的眼中,画中的镜中人应好像顾恺之将脑中邻女的形象绘于纸/绢上一样,是来自对于日常写生习作的局部积累,然后从写生过渡到写想,即如苏立文先生所提,来自画家面对一方白纸时内心写生材料的重组,其创作初衷是不受羁绊,朴素自然的。
二 《女史箴图》镜中人的图像分析
埃尔.洛伦阐述塞尚的画有形成围绕物体来看的幻觉,而中国画的先驱者一末尾就未以为固定不变的视点才是真实的,没有将视点局限于某一处停止透视构图。《女史箴图》中空间的横向维度表如今画面的内容里,而对镜梳妆的反射图像却表现了画面空间的纵向深度,这一维度被画家的散点透视法隐藏起来,并不突出。一方面,画面内容为画中人对镜自照,镜子成为了画框,也成为了引号,将人物的存在形式单独提取、增强、反复,在断裂的内容中重新组合,所以《女史箴图》中的对镜梳妆形象较其左边人物更为深入鲜明。这正是中国人物画中隐藏于故事画里的具有“肖像”意义的单体。另一方面,画框的存在阻滞了观众对画面内容的观看参与(中国画画框即装裱材料),图像内容自成为另一封闭的空间。但镜子的反射却作为来自深度的引号强调了观者的在场,使画面从画框摆脱出来,成为开放的形式,邀请观者的视点与思想参与其中,完成头脑中的详细形象,当观者注目于镜中人物时,画家的视点便与观者的视点完全吻合,观者再现了画家的在场,同时虚拟出自我的在场,镜像消解了图像的虚拟安闲,甚至使画面中的镜像比其它物品更为真实,使观者直接产生心里联想,满足其窥视欲望。画像中的镜像构成了二次空间,观者的目光在一次空间与二次空间里漂浮移动,无穷无尽的取得内容灌输。[1]俞剑华《中国绘画》
出现镜子反照的形象在中国绘画中并不多见。镜子,靠一面的封闭带来另一面的开放映照,假设将镜子的背面示人,转而描摹正面人物的梳妆形象,镜子就足够在他者的头脑中完完好整地表现出它的物质属性——用来反照主体人物形象的日用品。主体人物主动并自主的参与其中。若将镜中物展现出来,他者所见的镜子就在单纯的物质属性中构成分裂,镜子开放的一面马上成为符号,使旁观者同动作主体之间构成了来自同一内容的心理距离,生发出隐喻。镜中的内容在他者的内心需要确认、解释、阐明,这构成了属于他者的精神属性。观镜主体的自主身份被降低,被迫处于被窥视的地位,他的身体,动作甚至心理的隐私成为开放的展览,他者成为窥视者,成为拉康儿童镜像阶段中出现的父亲,一个外来的,强行的,确认主体存在的权益形象,(假设观镜人将自我的照镜动作一定为有所隐喻的行为,其过程也是一种自我分裂行为)。所以镜子被分为实物的镜子和作为内心的镜子。文化,巫术,宗教多是讨论内心的镜子,就图像的多义性来大开方便之门的给镜像构筑从属于自我意识的内容解释。而处于文化,巫术,宗教交汇地带的中国绘画,图像中描画的镜像同样是不能统一的受文化,巫术,宗教影响的隐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仕女画中很少有反映镜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