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去还不到四十年,但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已被列为“现代文物”。人们一般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品称作为文物。明代和清初,“前朝遗物”比较普遍的称号是“古董”或“骨董”。到乾隆年间(十八世纪)又末尾运用“古玩”一词。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用古物一词概指“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它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古董”和“古物”。1935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了《旧都文物略》,同年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这里“文物”包括了不可移动的文物。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沿用“文物”一词,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目前国际的一般惯例是,“一百年以前制造的具有历史、艺术、迷信价值的实物。”〔注1〕文革至今不过三十八年,远远够不上文物的工夫下限,文革物品之被称作为“文物”,大约与“前朝遗物”的概念有关,但文革与明天却又并没有“前朝”的关系。文革物品在明天成了“文物”,主要是与人们的断代感有关。历史的久远是不能单单用实践的年数来权衡的,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是由于文革时代在感觉上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 http://www.tecn.cn )
一.地摊文化的另类空间
文革文物收藏如今主要是在官方,尚未成为正规博物馆仔细收藏和陈列的物品。有一些很小的边缘性博物馆末尾陈列一些文革时期的物品,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点缀。它的目的不是总结和反思历史,而只是最最少意义上的民俗展览,为的是给文革时期的日常表面熟活作一些实物性的注释。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当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时期”作日常表面熟活的实物注释,不然的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又何尝不都要有本人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构建对群体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个人身份,这种构建通常在对“历史”的叙说中答复一些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什么是我们的好社会,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我们应当等待的未来,等等。正如哈贝玛斯所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公共运用,……在公共范畴中,联络着政治教育、博物馆和历史教育,以消费历史形象来为过去辩护,是一种政治行为。”〔注2〕博物馆一直将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争夺场所和公共政治运作空间。文革物品尚难以在现有的主流博物馆中找到本人的位置,是有政治原因的。主流博物馆体制在文革物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乃至热闹排挤,衬托出文革物品公家收藏的热络。这也反映了“文革”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两重性,那就是,文革的政治和社会讨论仍是禁区,但文革物品却已归入了官方认可的“现代文物”买卖。政治和市场被人为地在表面上割裂开来,以双重政策区别对待,这个极具中国特征的现状使得公家文物收藏成为一种有别于博物馆,并对它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另类文化活动。( http://www.tecn.cn )
公家收藏的另类文化性质可以从博物馆与珍品收藏的关系得到阐明。博物馆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群体历史和群体身份构树立备,从十七世纪中叶算起,至今不过250年的历史。现代博物馆收藏的前身是古代的“珍品收藏”,十五世纪以前的珍品搜集是没有内在秩序的物品聚合,之后出现了为增进收藏为目的的收藏室,称作为“陈列室”、“学习室”或“工作室”,被收藏的物品集合末尾有了内在秩序,这个秩序先是十六世纪的“神创世界”,后是十七世纪的“自然历史”,然后又在十九世纪充分发展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群体历史和身份。〔注3〕明天,博物馆已经和珍品收藏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文物收藏,前者是个人性的,后者是个兽性的。前者追求的是感性秩序,后者崇尚的是灵感快意。前者在物品中营造历史、传统、文化或许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后者在文物中寄予情味、品味、复古者的感伤或许投资者的贪心。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公共空间和公家空间的区别,在公共空间为专制力气所把持的社会中,公家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有政治对抗的意义。( http://www.tecn.cn )
在博物馆和珍品收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墨雷(DavidMurray)所说的“现代”和“前现代”的区分。早在上个世纪初墨雷就指出,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原则是“专门化和分门别类。”〔注4〕从自然史、国家历史到艺术、军事、科技等等,各种门类的博物馆所精心汇总、陈列的物品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提醒某种具有真理意义的发展规律或过程。与此相比,前现代的珍品收藏则与这种真理使命无关,它给人带来的是不测的惊喜和好奇,“新、奇、特”是它的吸引人之处。它的展现效果与其说是教化性的,还不如说是情感性的;与其说是由于感性聪明提醒真理的秩序,还不如说是混沌无序的阅历生活本来就有高兴。当今中国的文革文物收藏不只具有墨雷所说的那种思想前现代性(非教化、非启蒙、非真理),还具有一种市场前现代性。文革文物绝大部分是在不同于现代商场的地摊上展现和买卖的。文化研究者们早就注重到,现代商场(百货公司和精品商店)和博物馆有相似的公共“教化”和“启蒙”作用。这两种设备都以提升大众的某些品味、向大众灌输某些价值、调教大众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举止为己任。〔注5〕从收藏意义和商业运作上说,作为地摊文化的文革物品都够不上现代的标准,因此在当今现代化中国社会中具有分明的边缘性。( http://www.tecn.cn )
不只博物馆和珍品收藏的区别值得注重,博物馆和“市集”的区别也很重要。福柯指出,在后一个对比中,重要的不只是不同的物品秩序,而更是两种不同社会场所。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是一个把活动的工夫积累并凝结于不变场所的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现代场所的“现代的理念。”市集是一种与博物馆理念完全不同的场所。博物馆占据着城市的中心,高大的修建象征着它的永久,而市集则大多在城郊,有集时人头踊动,熙熙攘攘,“摔跤的、弄蛇的、算命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集无定市,集散市空。集市与工夫的关系不在于积累,而在于“工夫的流逝,瞬息万变、不可挽留和喜庆氛围。”〔注6〕( http://www.tecn.cn )
托尼.贝奈特(TonyBennett)把博物馆和市集的场所进一步充实为社会化空间的区别。博物馆不只是一个知识的殿堂而且还是一个教化文明的设备。博物馆是一个大众行为的“表率之地。”〔注7〕在博物馆里,访问者“不准随意吃喝,不准触摸展品,”当然,还必须穿戴整洁,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随地吐痰,乱丢渣滓,等等。〔注8〕与博物馆相比,市集简直就是一个杂乱散漫的地方,穿汗衫的,穿拖鞋的,光膀的,大声呼喊的,吵架的,讨价讨价的,趁机偷东西的,什么“不文明”的行为都有。博物馆的一处处展品是按一定的道路安排陈列的,简直一切的参观者都循着参观道路在作“经过组织的步行”(organizedwalking)。虽然访问者的思想是“自在”的,但他们的腿却并不自在。访问者“腿上的思想”实践上早已由博物馆预先设定。〔注9〕市场却不一样,一个又一个的摊位构成了迷宫般的网络,每个人都可以信步走来,或走马看花,或驻足细观,一切随意而为,悉听尊便。腿是本人的腿,思想也是本人的思想。在市场里,不存在将众人作单一社会化的统一空间。市场上的人乱得很,杂得很,野得很,他们拒绝被驯化,拒绝管制,自在安闲,自得其乐。( http://www.tecn.cn )
市集和博物馆的区别很能反映现今文革藏品和主流博物馆藏品的不同。现今的文革藏品主要集中在公家手上,主流博物馆尚未有包容它们的历史叙事空间。谁要想领略文革藏品,谁就非得到文物市场去逛逛,当然,那不是正而八经的文物商场,而是市集式的古董文物摊。这些古董文物摊与博物馆的关系并不尽然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对立场所。古董文物摊和普通的市集不同,它们并不在郊外,而是往往寄生在现代都市相当固定而又颇为繁华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潘家园和红桥,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孔庙等等。可以说,古董文物摊位所占据的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博物馆和市集的折衷场所,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征的大众市场。〔注10〕以苏州的状况为例,买卖文革文物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人民路三元坊以南的孔庙,另一处则是在不远处的苏州工人文化宫。孔庙那里有自在买卖的文物市场,周日都是固定的大小柜台,周末才有“散摊”。固定的柜台出售的是常见的古玩、古董和收藏品,如玉器、瓷器、家具、文房用具、钱币、电话卡等等,周日一般冷热闹清。到了周末,散摊都来了,孔庙才真正繁华起来。不过,固定柜台主对零散摊主还是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苏州工人文化宫那一处买卖柜台都设在一个用墙围着的地方,称作为“苏州市职工收藏品交流中心”。这外面有十几个常设的柜台,但只要两、三个陈列和出售一定数量的文革物品。在文革市场摊,文革物品的基本特征是杂、乱、零散。周六和周日两天,孔庙最为繁华,俨然成了昔日的市集。零散摊每摊交费10元(2005年6月调整到每1.5米摊位20元)。买卖文革文物的摊子一般是杂摊,除了卖文革物品,也卖别的,专卖文革物品的极少。文革物品收藏者到这里是真正来“淘宝”的。墨雷说珍品收藏的乐趣全在于不测发现和新颖有趣,“淘宝”的人大概都会赞同他这个说法。( http://www.tecn.cn )
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革物品收藏
文革物品虽然被称作为“文物”,但收藏这些物品却未必能算得上是“高雅文化”,称它为大众文化似乎更合适一些。说文革文物收藏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不是指参与其中的人群很广大,也不是指这种收藏已经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说它是大众文化是指它与精英式收藏,尤其是博物馆收藏,构成了近于两极的对比。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最重要的不是种类的区别(例如电影或小说,可以既是精英的,又是大众的),而是价值的区别。精英的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大众的则反之。大众文化是在与精英文化的对比中被区分出来的。这一点在文革文物收藏的对象物品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在同为公家收藏的不同物品之间实践上存在着一个按重要/不重要区分构建起来的优劣高下秩序。文革物品在文革时期都是些普通物件,如今虽然稀少了,但依然是普通物件,与本来就珍贵或尊贵的“真古董”相比,文革藏品分明处在“不重要”的那一端。( http://www.tecn.cn )
人们在评价物品时运用的不只是市场价钱,而更是一种与社会高低、贵贱等级系统有关的价值观,布迪厄(P. Bourdieu)称之为文化惯习,波德里亚(J.Baudrillard)称之为物品系统。〔注11〕这种文化价值观基本上是由多种能够的对立两分构成的,如真/伪、艺术/非艺术、重要/一般、有趣/无聊、杰作/劣作、珍贵/平贱、精品/一般制品、真诚/造作等等。文化价值往往反映为市场价钱,但并不总是如此。与文化价值有关的种种对比关系能够相互结合,构成其它的重要价值对比。例如,同为过去某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越与尊贵的人物有关,当时的价钱越昂贵,当时和后来就越被看成是“重要”,越能够是“精品”、“杰作”、“艺术品”,越具收藏价值,等等。现今对文物价值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延续。越尊贵、越富有的人,越有才能得到高文化价值的物品。这样的物品也不断被看成是最值得收藏的物品,因此是高层价值的物品。高层价值物品有二贵的特征:由尊贵者运用,有昂贵价钱。相反的,那些给普通人运用的、本来廉价的、成批制造的、没有个别特征的物品,便只要低层价值。( http://www.tecn.cn )
最能表现二贵原则的文革文物收藏品是所谓“主席瓷”。“主席瓷”是文革瓷中的一种,它的制造精良是由于它原定运用者地位的尊贵。在文革时代,这是一种至尊,其它的尊贵皆由它所赐予,是一些联带的尊贵。有行家指出,“‘主席瓷’是专为毛主席消费的瓷器,当年由景德镇瓷厂(一说是在湖南)成立专门班子制造,瓷质细腻,莹白发光,精美绝伦,图案多为梅花,这是由于毛主席喜欢梅花。为主席制造的专用瓷器包括餐具、茶具等,全部是配套,多达数十种。”物品以用者为贵,“从瓷土原料、制坯成型、烧窑制成,颜料选配都是在极端严厉要求下由老徒弟完成。‘主席瓷’由于要求高,制形成功一套需要数套数十套乃至更多的实验,那些稍有瑕疵的专用瓷,就传播到有关机构和人员手中,如今拍卖会上出现的这些专用瓷,大多都是当年流散的,只要极多数是主席用过的,这些极多数流散出来的,也大多数是一些省市专门接待毛主席的宾馆中当年为毛主席备用的,主席也只是偶然用之。主席瓷被称为当代官窑,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成为有实力收藏家朝思暮想的宠物。……与毛主席有亲密关联的收藏品都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注12〕( http://www.tecn.cn )
文革是一个反物质、灭人欲(包括物质欲)、生活用品极为匮乏的时代。制品一般都表现“艰辛朴素”的精神,制造粗陋,能用即可。价值昂贵的用品不只不能给运用者带来社会地位、尊敬和光彩,反而会招惹许多灾祸。只要政治地位所显示的那种尊贵才是社会所普遍认可和追求的。但是,即使在那个时代,最高等级的政治优越依然必须以精良的物品来显示。“主席瓷”就是这样的物品。要是文革真能贯彻其艰辛朴素的革命理想,要是当时高位的指导真的只运用最粗陋的物品,那么哪里还会有明天的“主席瓷”呢?( http://www.tecn.cn )
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收藏之所以构成一些本人的特征,正是由于文革物品大多太“伟大”,太缺乏精品价值的缘故。文革文物收藏大致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个是非凡状况形成的物以稀为贵。文物指的就是那些相对稀少,不再能产生的物品。但是,一般状况下,文物是在一个相当长工夫过程中逐渐稀少下来的。这种稀少添加了物品的价值,是工夫在给物品增值。文革藏品不同,文革藏品是在一个很短的工夫内突然稀少下来的。文革完毕后,大量的文革物品便被当“废品”处理掉了。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说是全社会个人丢弃的结果,它的价值与其说是由于工夫的积淀,还不如说是由于幸运未被丢弃。文革文物因稀少而应市,有它本人的前史。这前史就是,人们曾对文革有过普遍剧烈的厌恶。( http://www.tecn.cn )
现今文革文物市场价钱上升,与其说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的优秀品质(令人心旷神怡,勾起美妙回想,给人以知识教益,引发审美情味,等等),还不如说是由于商业的操作。有介绍者称:“目前,‘文革’宣传画在国内外藏家的推进下,价钱扶摇直上,如‘文革’宣传画《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一开),发行数达360万份,是‘文革’宣传画中的珍品,3年前也不过8000元,现市场价位在人民币20000元左右;《在持续革命的道路上夺取更大成功》宣传画在地摊上也能卖到近万元的价钱。”〔注13〕且不论这个价钱能否的确,或许能否有价有市。但有一点是一定的,那就是,这个宣传画的市场价钱与它是不是艺术“珍品”无关。一幅当年发行360万份的宣传画,假设能有少许宣传效果,假设能少许打动人心,又何至于被众人当废物一起丢弃?何至于落得几十年后便所存无几的地步?( http://www.tecn.cn )
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二个特征是,革命图记大于物件。简直一切的文革文物都带有文革图记。文革图记指的是文革图象或文字,如毛象、语录、样板戏人物、文革指导人、标语口号、革命英雄、运动号召等等。笔者在苏州文庙文物摊上看到一只锈迹斑驳的闹钟,钟面上是手提号志灯的李铁梅,给一位上海来客以15元的价钱买走了。在同处另一摊上,还看到一个布偶人,戴军帽、着军装,是文革时的文艺宣传道具,亦给一位上海来客以15元买走。这两件东西之所以马上可以被辨以为文革物品,乃是由于它们的图记标记。可以想象,要不是由于这些标记,卖主会不会把它们当作“收藏品”拿来出售,恐怕是个问题。一只没有文革图记的闹钟或许布偶,能够对关注钟表或玩具制造的人有收藏价值,但从这个角度所作的收藏,便成了钟表或玩具收藏,而不再是文革物品收藏。( http://www.tecn.cn )
文革物品收藏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特有的收藏类别。文革文物收藏的大类别是“文革”,下面的小类别有瓷器、邮票、纸品、用具等等。小类别下面还可以再接着分类,如纸品下可以有革命宣传画(也有把它与瓷器和邮票那样单独列为一个类别的)、报纸、文件、连环画、毛选语录,甚至各种奖状、证书、工作证、票证等等。其中“贬值空间”最大的听说是革命宣传画。〔注14〕艾尔索普(J.Alsop)曾说过,收藏就是把物品归拢到收藏者能想象出来的类别中去。〔注15〕文革藏品的收藏类别与实践收藏关系极大。人们按现有的类别搜集和买卖某些文革物品,但同时也由于现有类别限制而无法包容许多对文革研究极具史料价值的东西,如公家的信件、日记、书写材料、没有革命图记的物件、日用品等等。纸品材料的搜集对今后社会、政治、文化性的文革研究会具有非凡意义。现今的文革纸品收藏注重在它们的物品存在而非其内容分析上。这种局限本身就是单以文物看文革的局限,收藏文革文物和研究文革并保存对文革的个人记忆不完全是一回事。( http://www.tecn.cn )
文革藏品有它本人的类别系统。这个系统与一般收藏类别有貌似重迭的部分,但基本上是独立的,它的独立性由文革这一特类所概括。例如,文革瓷和文革邮票虽也可以归入一般瓷器收藏和邮票收藏,但很少有这么归类的。就邮票而言,文革中发行过各种各样的邮票,唯独以“文字”(文化革命邮票)备受收藏者喜爱,这是由于这些邮票的文革图记最为分明。邮票本来就是一种热门收藏,“文”字更由于它们的非凡类属而身价不凡,甚至有专门的价钱表来标明它们的“市场价钱”。根据1998年12月出版的《“文字”邮票材料》,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发行工夫1967年4月20日,11枚,市场价钱为12000元。〔注16〕( http://www.tecn.cn )
文革藏品的第四个特征是总体的低价位。文革文物除了象瓷器、邮票这些本来就相当热门的收藏种类,其它种类都大为相形见拙。诸如“主席瓷”、“文字”邮票或许一些宣传画能够有颇高的价位,但一般文革物品的价钱与它们所谓的“文物”挡次其实并不符合。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都是大批量消费的,制造粗陋,没有个性特征。无个性特征成为它最突出的整体特征。所以除非是数量相对稀少,一般都只具有低层价值。这在“淘宝网”的拍卖页上是一眼可见的。以下是2004年6月来自此网的一些例子。“文革名著”《艳阳天》(第三卷)和《麦苗返青》的叫价分别是8元和10元,文革书刊《革命接班人》1973年第11期也是8元,文革早期小册子《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新指示》和《毛泽东论文艺》都是4元,《毛主席诗词歌曲选》10元。画册的价钱要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画册的价钱本来就高于一般书刊。《73、74年参加全国美展作品集》35元,《1975年年画缩样》50元。在明天的书籍市场上,一般的书籍价钱在30元左右,画册的往常价钱也在百元以上,相比之下,文革“文物”书籍的拍卖价钱顶多只能说是在“贱卖”旧货。〔注17〕( http://www.tecn.cn )
文革藏品最怕落单,非凡追求成套,成系列。价值与其说来自单品本身,还不如说是来自搜集的辛劳。有精于此道者写道:“‘文革’报刊材料收藏重点是在各个造反派组织印刷的小报,如《战旗红》等带有浓重火药味的‘文革’小报。这些小报大多印制了很多期,假设从创刊号收藏到最后一期,在未来的拍卖市场上一定能拍出好价钱。但搜集完全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位行家以为,毛像章收藏者也得从“系列”着眼:“普通单枚像章,只需几角钱便可购得,而难得的珍希种类和系列像章,售价非凡可观。据上海《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2万元;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1000元。由于毛泽东像章制造材料各不相同,发行量也独一无二,投资收藏的首要原则应是尽能够多种类多枚数地搜集拥有。待到凑成系列或看出珍品之后,炒卖便能增添价值实力。”〔注18〕( http://www.tecn.cn )
无论是从价值还是收藏性质来说,文革物品都远远比不上传统的“古董”收藏。在收藏中古董收藏才是“高雅文化”,文革文物收藏不过是“大众文化”。这两种收藏的主要差别在于难易不同。古董或精品收藏一向是富贵人家的事,显示出收藏者身份的优越。从古代的帝王到近代的权贵富豪,收藏是和优越的权利或财力联络在一起的。到了明天,收藏者也许不再有优越的权利,但仍需要有优越的财力和优越的知识。古董文物收藏的要害是“鉴赏”,也就是确定文物的年代、真伪和价值。这需要有专门的知识、长期的阅历和频繁接触古董的实际。象钱币、铭刻、瓷器、玉器等等更是构成了专门的学科,其中的奥妙不是一般人一下子便能洞悉的。与古董收藏相比,文革文物收藏便形同一般走街串巷的收旧货,其中虽有一些门道,但真实算不得什么专门学问。如今的文革物件绝大部分是那些有文革图记的东西,极具直观性,极易辨认。伪造的文革文物也都以文革图记投卖主之好。与文革有关之物简直无须鉴别,购买和收藏自然也就失去了一层最精制的乐趣。( http://www.tecn.cn )
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后者远不如前者值得占有。古董被收藏一般是由于它们有艺术、玩赏、历史价值,是些谁见了都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开就成了摆设,令主人心旷神怡,令访客心生羡慕。特纳(GerardTurner)曾指出,那些放置在精品柜中的物件未必向一切的世人宣示主人的权利,但却一定会给对他近旁的人留下深入印象。〔注19〕收藏家马未都谈到本人八十年代初收藏古董时的心情,也是一个“喜欢”。他当时买清代中期的瓷器帽筒,“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涨个什么价,当时就是喜欢。”〔注20〕对他来说,收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或许是一种占有欲。”〔注21〕占有欲是在见到了好东西时才会产生的欲念。在许多收藏者那里,古董物件就是本身讨人喜欢的好东西。当然,在做古董生意的人那里,古董物件也会变成能挣钱的“好”东西。马未都先生后来做文物生意,本人察觉到心态变了,“过去买东西,前提是我喜欢,运营之后你有的东西并不喜欢,但你以为它可以赚钱。”〔注22〕( http://www.tecn.cn )
文革物品收藏者收藏文革物品,似乎很少是由于“喜欢”的原因。与艺术品的古董文物相比,绝大部分的文革文物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商品。要是这些物品值得把玩欣赏,值得长期占有,当初人们何至于将之弃如敝履?现今对文革文物的介绍简直没有不是说它们如今或未来会如何如何值钱的。这些介绍也会强调文革物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但那只是为了阐明这些物品的“贬值潜力”,目的还是为了脱手而不是鼓励占有。这种赞誉和打广告是一个性质。〔注23〕文革文物收藏有分明的商业谋利性质。这使得它和古董文物收藏的消费性质颇有差别。以保藏、自用、占有为目的的古董文物收藏是一种“朴素糜费”,而以保值、囤积、营利为目的的文革文物收藏则成为一种投资消费。( http://www.tecn.cn )
古董文物和文革文物收藏的再一个区别是收藏目的。在收藏中,“喜欢”和“值钱”这两种不同取向决议着个人兴趣在收藏行为中的不同作用。“喜欢”只需思索到收藏者本人对某一物品的爱好,而“值钱”则要思索到别人对这一物品的需要。同一个物品,需要的人越多,也就越值钱。随着信息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古董收藏在内的收藏越来越多地受经济利益的支配。人们在收藏上的好恶往往是跟着经济指标去走:“过去信息不发达,也没有拍卖行,有人花很高的钱去买东西的时分也不被人知道。如今的商业行为有很多是公开的,有点儿象股市挂牌买卖,拍卖行的每一次拍卖纪录大家都看的见,这样会导致某一种东西,比如最近这个东西下跌得很快。以前买东西别人不知道,这都属于个人消费的魅力。而对于如今来说,社会的整体牵制很大,整体的导向很大。”〔注24〕( http://www.tecn.cn )
物品的审美价值越高,同时又越希罕,收藏者就越喜欢,越想本人占有。古董藏品中这样的物品相对就要多一些。相反,审美价值一般,而又并不那么太希罕的物品,只要大量囤积,才能刺激它的价钱下跌,而且有了价钱,依然不等于又就有了价值。文革物品往往就属于这一种收藏。古董文物之所以招人喜欢,让人想要占有,是由于它又好看,又有用。有古董的,在家里摆上几件,既可心旷神怡,又有助于物主的人品形象。文革文物就很少有这种功能,用毛像章、毛语录、毛像、文革小报、语录歌等来装饰家居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收藏文革文物往往处于投资或赢利的考量。搜集文革纸品和像章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可以达到几十上百,有人说这是一种专门研究。其实,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行为,前者是个人的获取,而后者则是公共的话语。前者导致排他性的占有(是我的就不是大家的),而后者则导致容他性的共同分享(研究结果是我们大家一切)。研究物品的条件并不是占有物品。